编者按：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肆意妄为，人民蒙难，国家蒙尘，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探寻救国救民的方法，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中国地质事业的初创与奠基也于此开始。建国初期，一代代地质人艰苦奋斗，为破解“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的工业发展制约，作出了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地质报国的理念。

        【大地之子】系列，以中国近现代早期地学家为脉络，通过介绍其主要贡献，将近现代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历程展现给大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他们把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发展地质事业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地学先驱的不懈努力才开创了我国地质事业发展的纪元。

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

        有一位中国科学家，他的照片在大英博物馆与国际科学巨匠达尔文、欧文并列在一起，供世人瞻仰。他就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他在恐龙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因此也被世人尊称为“中国恐龙之父”。

杨钟健（1897—1979）资料图片

爱国践行者

        杨钟健的家国情怀贯穿其一生，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和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的精神，从他的诸多行动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青年时期的杨钟健在北大求学时，成立共进社，并创办《共进》杂志，宣扬先进思想。他还曾发起组织了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编写《秦劫痛话》等文章揭露当时军阀暴政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钟健加入了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在校园发表演说、发放传单，宣传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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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赴德国留学后，他感慨：“国为哀不扬，舌亦失自由。到处遭白眼，泪向天涯流。”面对这样的遭遇，他写道：“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观？此生无所补，空为一青年。”学成归国之时，有外国朋友劝他留下，说是国外生活舒适，有利于专业发展，中国太落后啦！对此，杨钟健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中国穷是事实，落后也是事实，但那是我的祖国，绝不能抛弃，如同儿子不能抛弃母亲一样。”1928年归国后，他写道：“数年来异域为客，今幸已重回归地。”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他写道：“天生我辈必有用，忍看神州半沉沦。指锥虽愧雕虫技，救亡亦存报效心。”从诗句中可以看出他科技救国的决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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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人要他去日本“讲学”，他断然拒绝。据他的儿子杨新孝在《回忆父亲二三事》一文中记载，“一个凌晨，我在睡眠中突醒。只见父亲俯在我和弟弟身旁，面色大异平日，他站着沉默一会，说道：‘娃，我走了！’话毕，即转身出了房门。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日寇占领北京，父亲不愿为敌伪服务，毅然离开美满家庭，秘密南下。”杨钟健一路颠簸，辗转到达昆明，从这时开始，他开始主持云南禄丰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我国恐龙研究的最早期组织者。

杨钟健（右）与学生孙艾玲（左）一起进行学术研究。资料图片。

        为了躲避日军轰炸，他把研究室搬到一座破庙里。“起接屋顶漏雨水，坐当脚底空穴风”，就是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如此环境下，他带领团队发现了许氏禄丰龙，这既是中国人独立寻找、挖掘并研究的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也是战火纷飞中所做出的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和提升，是民族危亡之际民族文化和科学精神的薪火相传的极佳体现。他的相关研究活动使禄丰恐龙动物群成为世界上研究早期恐龙和哺乳类的一个经典和标准的化石地点。为了纪念许氏禄丰龙这一历史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发行了纪念禄丰龙发现20周年纪念邮票，这是中国首个登上邮票的恐龙。

1941年，由杨钟健命名的“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组架现场。资料图片。

        抗日战争时期，杨钟健坚持科研、鼓励大家保持信心，要向前看，这样个人命运、学术研究、国家前途就都会有希望。期间更是写出“三年苦斗亦堪伤，多少士兵死战场，愧我书生无寸铁，龙玩骨石在后方”的诗句。在云南禄丰动物群的发掘采集工作中，杨钟健培养了一批恐龙化石采集和修理技术人员，为我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培养了人才。杨钟健对国家的命运充满关注，一生都致力于将自己的所学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学科开拓者

        1929年，杨钟健回国的第二年便出任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身）副主任，开始主持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工作。历时3年挖掘，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颗头盖骨，使“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成为人类发展史研究的里程碑。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有力抨击了所谓“上帝创造人”的唯心论，一改以往对人类演化历史的认识。1933年，杨钟健的研究工作开始聚焦在古爬行动物化石特别是恐龙研究领域中。他有关爬行类的研究成果和论著，对实证大陆漂移学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1933年，杨钟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研究荣县娥眉龙肱骨化石。

图：“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

        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科的实践中，杨钟健提出了“两种堆积”、“四个起源”的研究战略。“两种堆积”是指我国北方广泛分布的土状堆积——“黄土”，以及南方广泛分布的中生代、新生代堆积——“红层”；“四个起源”是指鱼形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和人类的起源。他按这一战略设置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4个研究室和学科领衔人，培养出以研究第四纪黄土著称的中科院院士刘东生、古鱼类学家刘宪亭和古爬行动物学家刘艾玲等一批杰出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终身奋斗者

        杨钟健对所钟爱的科研事业，一生都没有停歇，始终坚持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他坚持不懈亲赴野外考察，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发表论文专著600余篇，并写作了不少的游记。这些记录的“剖面”，一方面是实际观察到的地层剖面，反映其地质构造和科学内涵；另一方面则为人生的剖面。他在80岁高龄时写下《八十不老》 ：“年近八旬心尚丹，欲和同辈努登攀。应知世上无难事，记骨而今仍依然。”表达了用毕生献给祖国、献给科学事业的胸怀。

1965年，杨钟健（右）与学生刘东生（左）在北京斋堂地质考察。

图：“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

1978年，杨钟健和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一起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照片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大丈夫只能前行”，是杨钟健一生的座右铭。1978年，年过八旬的他，远赴广东三水调查鱼类化石地层；为了获得更翔实的数据，同年9月，杨钟健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地质考察，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学术讨论会并到野外考察。1979年元旦杨钟健因胃出血入院，1月15日在北京逝世。

杨钟健院士工作照。图：“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

        回顾杨钟健先生的一生，他从未停止考察的脚步和科研的工作，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山山水水，用生命撰写了祖国古生物事业的篇章。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为科学救国的初心作出了最伟大、最忠诚的诠释！杰出的科学成就使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我国古生物学领域里的一座丰碑。

参考资料：

[1]焦郑珊.他的画像与达尔文并列悬挂[N].中国青年报,2022.

[2]洪蔚.杨钟健院士：不朽的丰碑[N].科学时报,2009-0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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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牛静笛

科学审核：何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