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肆意妄为，人民蒙难，国家蒙尘，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探寻救国救民的方法，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中国地质事业的初创与奠基也于此开始。建国初期，一代代地质人艰苦奋斗，为破解“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的工业发展制约，作出了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地质报国的理念。

     【大地之子】系列，以中国近现代早期地学家为脉络，通过介绍其主要贡献，将近现代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历程展现给大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他们把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发展地质事业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地学先驱的不懈努力才开创了我国地质事业发展的纪元。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开创者——杨钟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古脊椎动物的国家，我国古代文献对其记述较多，不过很长的时间里，除了鱼类化石，其他的古脊椎动物都被称作“龙骨”。古脊椎动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中国人自己开始古脊椎动物学相关研究，则起始于杨钟健。

杨钟健（1897—1979）资料图片

      杨钟健1897年出生于陕西华县龙潭堡，1917年从陕西省立西安第三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求学时，杨钟健成立共进社，并创办《共进》杂志，宣扬先进思想。他编写《秦劫痛话》等文章揭露当时军阀暴政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钟健加入了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在校园发表演说、发放传单，宣传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1923年从北大地质系毕业的杨钟健，在老师李四光的建议下，赴德留学。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边缘学科，但在鉴定和对比地层以及阐述动物演化上都有着重要意义，考虑到当时我国尚缺古脊椎相关研究，在李四光的推荐下，1924年杨钟健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古脊椎动物学。

      在此之前，中国的古脊椎化石基本是外国人在国内收集、采集与研究，外国传教士或学者通过中药铺，收买中国“龙骨”。更有甚者，会组织大规模的考察团，直接在我国境内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那时，化石标本多被外国人采购，大部分被运送至国外，中国人却不能参与研究，研究成果也基本在国外刊物发表。1927年，杨钟健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完成，这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了。也是这一年，由地质调查所李捷主持的周口店“北京人”系统发掘工作拉开帷幕，这是中国人首次领导的大规模古脊椎动物系统发掘，预示着外国人在中国垄断古脊椎动物化石采集与研究的日子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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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钟健学成归国之时，有外国朋友劝他留下，说是国外生活舒适，有利于专业发展，中国太落后。对此，杨钟健说：“中国穷是事实，落后也是事实，但那是我的祖国，绝不能抛弃，如同儿子不能抛弃母亲一样。”1928年，博士毕业的杨钟健学成归国，遂即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他写道：“天生我辈必有用，忍看神州半沉沦。指锥虽愧雕虫技，救亡亦存报效心。”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建立，杨钟健担任副主任，并开始主持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1929年12月，北京猿人第一颗完整的头盖骨被发现（裴文中发现）。此外，周口店还发现了大批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骨器及古人类的用火遗迹，这些化石绝大部分都是杨钟健、裴文中研究的，北京猿人的发现，一改过往学界对人类演化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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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杨钟健的研究工作开始聚焦在古爬行动物化石特别是恐龙研究领域中。1931年，杨钟健发表了第一篇恐龙研究论文，记述的是开采于内蒙古的奥氏鹦鹉嘴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要他去日本“讲学”，杨钟健不愿为敌伪服务，断然拒绝。他一路颠簸，辗转到达昆明。从这时开始，他开始主持云南禄丰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我国恐龙研究的最早期组织者。

1941年，由杨钟健命名的“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组架现场。资料图片。

      为了躲避日军轰炸，他把研究室搬到一座破庙里。“起接屋顶漏雨水，坐当脚底空穴风”，就是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他鼓励大家保持信心，要向前看，这样个人命运、学术研究、国家前途就都会有希望。如此环境下，他带领团队发现了许氏禄丰龙，这既是中国人独立寻找、挖掘并研究的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也是战火纷飞中所做出的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和提升，是民族危亡之际民族文化和科学精神的薪火相传的极佳体现。他对禄丰恐龙动物群的相关研究使禄丰成为世界上研究早期恐龙和哺乳类的重要地区，禄丰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恐龙原乡”。在古生物动物群的发掘工作中，杨钟健还培养了一批恐龙化石采集和修理技术人员，为我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脊椎动物学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1953年开始的，在杨钟健等科学家的推动下，这一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下设古鱼类组、古爬行组、古哺乳组和古人类组，1958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杨钟健一直任所长，直至去世。中国从此有了古脊椎动物学专业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报》，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地质普查和勘探，古脊椎动物学迅速发展。

1933年，杨钟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研究荣县娥眉龙肱骨化石。

图：“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

       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科的实践中，杨钟健提出了“两种堆积”、“四个起源”的研究战略。“两种堆积”是指我国北方广泛分布的土状堆积——“黄土”，以及南方广泛分布的中生代、新生代堆积——“红层”；“四个起源”是指鱼形动物、陆地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和人类的起源。他按这一战略设置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4个研究室和学科领衔人，培养出以研究第四纪黄土著称的中科院院士刘东生、古鱼类学家刘宪亭和古爬行动物学家刘艾玲等一批杰出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杨钟健（右）与学生孙艾玲（左）一起进行学术研究。资料图片。

      1951-1979年，杨钟健先后多次组织开展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和发掘工作，发现了许多重要的侏罗纪、白垩纪恐龙化石层位以及中生代恐龙动物群。在此基础上，他撰写完成禄丰蜥龙动物群、山东莱阳恐龙化石、合川马门溪龙等相关著作，相继研究了在山东莱阳发现的棘鼻青岛龙、金刚口谭氏龙、中国鹦鹉嘴龙，在四川宜宾发现的建设马门溪龙，在合川发现的合川马门溪龙，以及新疆吐鲁番的肉食龙和山西的恐龙化石等。

1965年，杨钟健（右）与学生刘东生（左）在北京斋堂地质考察。

图：“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

      杨钟健对所钟爱的科研事业，一生都没有停歇，始终坚持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他坚持不懈亲赴野外考察，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发表论文专著600余篇。他在80岁高龄时写下《八十不老》 ：“年近八旬心尚丹，欲和同辈努登攀。应知世上无难事，记骨而今仍依然。”表达了用毕生献给祖国、献给科学事业的胸怀。

     “大丈夫只能前行”，是杨钟健一生的座右铭。1978年，年过八旬的他，远赴广东三水调查鱼类化石地层。为了获得更翔实的数据，同年9月，杨钟健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地质考察，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学术讨论会并到野外考察。1979年元旦杨钟健因胃出血入院，1月15日在北京逝世。

杨钟健工作照。图：“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

       回顾杨钟健先生的一生，他从未停止考察的脚步和科研的工作，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山山水水，用生命撰写了祖国古脊椎动物事业发展的篇章。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地质科研事业。杰出的科学成就使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学领域里的一座丰碑。

参考资料：

[1]洪蔚.杨钟健院士：不朽的丰碑[N].科学时报,2009-01-22(01).

[2]甄朔南.古脊椎动物学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科技史料,1981(01):72-77.

[3]董枝明.“龙的传人”杨钟健与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J].化石,2009(01):32-38.

[4]周明镇.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1949—1979)[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04):263-276.DOI:10.19615/j.cnki.1000-3118.1979.04.001.

[5]焦郑珊.他的画像与达尔文并列悬挂[N].中国青年报,2022.

文：牛静笛

科学审核：何学智